香港《品学》发表专文纪念当代中国哲学“张刘兼和学派

2017-09-09 02:35

  刘鄂培,祖籍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1927年3月生于湖北省武昌,今年90岁。他1952年9月毕业于大学哲学系,受业于冯友兰、张岱年、金岳霖等名师。1953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生班毕业后,回大学哲学系任教。1958年2月被错划为“”,调离哲学系。24年后,即1982年调回大学人文学院文史教研组,该教研组1985年改为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他才重新教学、科研岗位。曾任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岳阳大学客座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学术研究会会长、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主要著作有《孟子选讲》、《孟子大传》、并主编6卷本《张岱年文集》、《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张岱年先生学谱》、《张岱年哲学研究》、《刘鄂培文集》等。

  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整总结了张岱年的“兼和”思想,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张刘学派”,并将“兼和”思想写入2008年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碑文之中。

  “张刘兼和学派”的“张”,指的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大学教授、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岱年先生。“刘”指的是张岱年先生的学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今年正逢90大寿的刘鄂培先生。“兼和”思想首创于1948年,首创人是出生于省的张岱年先生。将尘封半个世纪的“兼和”思想,第一次完整阐发出来、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是刘鄂培先生。师生共同创造了“兼和学派”,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一段佳话。

  “学派”之说源于1998年,距今已近20年,其因是:1985年,张岱年先生从大学退休之后,大学聘请他任思想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张岱年让学生刘鄂培开始主编《张岱年文集》,该文集经过多年资料搜集、整理之后,陆陆续续在1989年至1995年,由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编辑六卷《张岱年文集》的过程中,刘鄂培惊讶地发现,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指出融中国传统哲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哲学为一体的新哲学和新文化之,他从此下定决心研究、宣传张岱年思想。

  1998年4月,在大学甲所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关于编写《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的启动会议,张岱年参加会议倾听大家的意见并讲话。在讲话中,他引用了“颜李学派”的佳话以鼓励在座者。“颜”即清朝初年人颜习斋,是老师。“李”即李恕谷,是。颜习斋的哲学思想,经李恕谷的阐发,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颜李学派”。张岱年关于“颜李学派”的讲线卷本《张岱年文集》的刘鄂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是因为“颜李学派”,清朝初年诞生于省,其核心思想是“实学”,即重“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清初提倡的宋学相对立,是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思想文化有所突破的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刘鄂培深知自己老师“颜李学派”的意义,他通过编辑《张岱年文集》,也为全面了解、阐发张岱年的思想体系,做好了充分的学术准备。所以,他的内心深处,已升腾起一个,能否在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中,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红线,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新的学派。

  刘鄂培老师曾让我阅读一篇文章《记与张岱年师的一次重要谈线日,清晨得悉岱老在前两天摔了两跤,身体不好。上午9时半,我急忙到岱老寓所。门铃响后,开门的是岱老。我的忐忑,已平静下来。

  岱老说,这次摔跤是由于便秘服泻药引起的,一下午连续腹泻五六次,腿乏力而摔的。他边笑边说:“我还要争取活到95岁哩!”岱老很好,我放心了。于是,请岱老看我近来所书的自勉:“兼和”“兼和两字乃岱年师的哲学思想之精髓,亦为其治学立身之道耳。”岱老说:“写得很好。”我进一步作解释:

  (1)您的“兼和”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是对史伯“以它平它谓之和”一语准确的阐发,与过去解释为以此一克服其他的解释是不同的。您的理解是“和”中包含有“众异”,“众异”之间取得平衡就是“和”,不是一个消灭另一个。

  (2)您的“兼和”既不同于北宋张载“仇必和而解”的重“和”,又不同于东欧及前苏联和新中国立国后30年的“斗争哲学”。“兼和”是不偏不倚的“对立和统一”的学说。

  (3)“兼和”是您的文化观“综合创新”的哲学基础,是您的治学和待人之道,是您的哲学中的精髓所在。

  岱老最后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小,没有地方挂。搬家以后,请你写副送给我怎样?”我愉快地回答:“好,一定送给您。”

  近来,我一直冥思苦想的问题是:以什么思想贯穿在《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之中。通过此次与岱老谈话,使我更充满了信心。我体会到:(1)岱老的哲学思想是以辩证为基础的,一生不渝。但他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将辩证中国化,丰富了和。(2)岱老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轮”即“兼和”思想在文化方面的运用,它超越于近百年来的“体”“用”之说,是根据中国国情需要的“拿来主义”,其前提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因此,为人类所共享。”

  1999年6月18日,再次到岱老寓所。岱老说:此纪要所写“深合我意”。我立即又提出一个问题请教岱老:“您对‘一体’天人合一观、《中庸》思想‘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30年代与80年代看法不同?岱老说:“是”。我又问:“是否转变的关键在于40年代提出了‘兼和’思想?”岱老同意。”

  6月18日,张岱年对这份谈话纪要作出如下批示:“鄂培同志所写,深合我意,对于我的思想有深刻理解,我非常感谢!”

  著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在2016年5月6日所学的一篇文章中,对刘鄂培的贡献作出如下评价:

  “20世纪70年代末,张岱年先生在北大给研究生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两门课程,每堂课都是由年过半百的早年学生鄂培先生陪同、接送,并随堂听课。这种重道给听课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87年6月,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山东济宁召开学术年会,张岱年先生作主题发言,鄂培先生根据发言整理成《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发表于7月10日《日报》。这就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不同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正式问世的标志。在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史》一书中,鄂培先生担任第一副主编,他不仅完成了自己承担的先秦部分的撰写、编辑任务,而且还为全书的组织协调做出了大量具体工作。长期以来,他为张岱老学术著作的出版,为研究、宣传、阐扬张先生的学术思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比如,他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文集》六卷本的主要编者和组织者之一,还是《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纪》、《张岱年研究》等研究著作的主编。张岱老去世后,他积极筹建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会,而且跟我说过早有编《张岱年先生学谱》的打算,但由于年事已高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了。经过中国哲学史学会诸位同志的共同努力,“张岱年哲学专业委员会”终于作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二级学会经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了,鄂培先生被推举为首任会长。2007年4月13日,在大学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暨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座谈会上,我推荐为人忠厚、勤奋踏实的南开大学博士生杜运辉给鄂培先生当助手,协助他编撰《张岱年先生学谱》,他们的有效合作使这部48万字的著作得以于2010年1月由昆仑出版社出版。鄂培先生出席了2009年在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可以说,鄂培先生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地奉献给了研究、宣传、阐扬张岱年的哲学与文化思想的事业,这不仅是由于思想上的高度认同和数十年的师生情谊,而且还由于他们有相似的坎坷经历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学生感到老师的境界又更胜一筹,发自内心地由衷敬佩。”

  方克立教授认为:“兼和”思想是刘鄂培“为自己的祖国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是著名哲学家,1931年——1936年,当张申府来大学哲学系执教时,针对中国的学术论坛上鼎足三分的状况,他提出了“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设想。这里所说的孔子、列宁、罗素并不是指这三个人,而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传统、以列宁为代表的世界上方兴未艾的新传统、以罗素为代表的最好的传统。“三流合一”即指哲学的三大流派,应放弃门户之见,各取人之所长,以补己之不足,而形成一个兼综各流派之长的新学派。

  1936年,张申府因营救“一二·九”的学生而,离开了大学哲学系,由他提出的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如何得以实现,这个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张岱年的肩上。

  1936年,张岱年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文中提出“今后哲学的一个新,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其中“唯物”是指以辩证为基础,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理想”是指中国的理想与人生哲学,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所长。“解析”是指“逻辑解析法”,这是哲学之所长。将以上三个方面综合于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将中、西、马的哲学精华,融为一体的哲学新模式。

  1937年,张岱年完成他的巨著《中国哲学大纲》,从1941年到1948年,又完成了他的《天人五论》,前者为史,后者为论,史论结合,从而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天人五论》,包括《哲学思惟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其中《天人简论》是对前四论的总结。张岱年在《天人简论》中首次提出了“兼和”思想,并做出了界定: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易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

  但可惜的是,《天人五论》创作之时,正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1949年之后,又不断的,从反右一直到结束,由于上述原因,该书一直未能出版。到了1989年至1995年,在刘鄂培主编之下,才得以出版,“兼和”思想才得以重现天日。

  (1)什么是“兼和”?张岱年将“兼和”界定为“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文中的“异”即差异,指矛盾,“众异”即众多的矛盾。“赅”意为全备。“兼”原意为一手执两禾,引申为众多矛盾集于一体。“兼和”的意思是将众多矛盾汇集于一体,并理顺众矛盾之间的关系而使之处于“平衡”状态之中。

  (2)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否存在“兼和”思想?张岱年讲“古代谓之曰和”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古代哲学虽然没有提出“兼和”这个词汇,但“兼和”思想却是古已有之。

  《易传》和《》所说的“和”,即是“兼和”。可见张岱年的“兼和”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重“和”思想的提炼和,显示出张岱年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精深理解。

  (3)“兼和”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继承和创新。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史伯在与郑桓公的对话中提出: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生)之。”(《国语·郑语》)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过“和同之辩”,在“和”与“同”这对范畴里,哲学家特别看重“和”。史伯认为“同”不能产生物,只有“和”才能使物“丰长”、产生新事物,也就是“和实生物”。

  张岱年认为在“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中的“平衡”,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是三千年来中国哲人智慧的结晶。将“中庸”思想与,尤其是唯物作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认为量的积累导致质的飞跃,促使事物向上、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中庸”思想则认为量的积累达到“无过无不及”的最佳状态时,就要保持这一最佳状态,以避免事物向下、向坏的方向发展。可见具有创新的活力,而中国的“中庸”思想出停滞、守成。张岱年对此有一番精湛的论述:

  “古昔哲人常言中庸,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今应以兼易中,以兼和易中庸。”1987年,在《张岱年文集》出版这一部分时,张岱年在《天人简论》之后附上《又记》,其中提出“尚未过时”的观点就有“以兼和易中庸”。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张岱年将其进入一个新境界,即“兼和之道”,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哲学思想上的一大突破,也足见这一观点在张岱年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2)“兼和”思想,为中华民族、为全人类了一条通往和谐之。“兼和”既是对片面强调 “斗争哲学”的,而又不同于不谈斗争的“和平主义”。

  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斗争哲学”与“和平主义”,都是“两”与“一”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原则的,因此,唯有“兼和”思想,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这就是“兼和”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之所在。

  张岱年提出的“兼和”范畴,是中国和世界哲学史上的首创,为什么称之为张岱年哲学思想的精髓呢?第一,“兼和”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与的有机结合,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语言来表达,实现了古代辩证思维的现代化和的中国化。它既弥补了“中庸”思想的不足,又丰富了。第二,“兼和”准确表达了矛盾的对立、斗争(“两”)与统一、和谐(“一”)的关系。“兼和”范畴的提出,是对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文化的一次提升,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奉献给人类的大智慧!

  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复兴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复兴”,一定不是“复古”,“复”主要讲的是继承,而“兴”主要讲的是发展。如果只有继承、没有发展,那就是“复古”。如果只有发展、没有继承,那么,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兴起”,而不是“复兴”的含义。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自觉认识到“继承”和“发展”这个古与今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复兴”的中国梦。

  可以讲,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靠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正处在朝着这个目标自强不息的前进道上。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两大,我们今天“自强不息”有余,而“厚德载物”不足,一个暴发户心态的中国,能界舞台的中心站得住吗?能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吗?如果中国富强了,开始起来,自觉不自觉地财大气粗、颐指气使别的国家,并心高志满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成功的经验,还有输出中国经验的潜在心里,那么中国就会重犯美国的之、以及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之,还有冷战时期的结盟对抗老套。中国必须要超越这些走不下去、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那么中国走什么道呢?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大方向。那么这个“共同体”怎么实现呢?它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哲学涉及到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为它具有本质的属性,所以它带有超越性的特点。哲学更使人明智,它可以人类的智慧,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达到知行合一。另外,哲学具有非性、非商业性、非教性,它的目的只有探索真理,所以,更易于界范围内,在各个阶层进行对话,更易于人们交流沟通。正是这个原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命题,必须有哲学思想这个根基,否则,就会被人们所,被外国认为是中国的一个外交策略,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口号。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兼和”思想作为哲学理论基础,它就超越了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局限,而成为解决当界难题的一个智慧,为人类所共享。

  “兼和”思想是哲学家对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本质特点的一次认识。在这个世界上,生物本来就是多样性的,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由此构成了地球的生态,自然与人类是共生关系,人类做为这个生态下的一种生物,其本身也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同样是多样化的。再加上人类是中的精灵,其思维与感情的丰富性,更是人与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气质来,“不同”是绝对的存在,而“相同”则是相对的存在。如何对待生态的多样化,“求同”不行、“求大同”更不行,这个大方向就是一个错误,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为此所有的“求同存异”、“大同小异”的努力,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带有中庸之道的平庸调和特点,所以,“张刘兼和学派”提出“以兼和易中庸”的重要思想。基于中庸之道、有点和稀泥味道的“和而不同”思想,也只是对待“不同”的被动而为。“兼和”思想与之相反,这种思想是对“不同”的主动而为,是对“不同”的积极欣赏和赞美,因为只有“不同”,我们才有必要向别人学习,每个人只有与别人不同,这个生命才最为精彩,与众不同才有特色,如果所有的城市都千城一面,那么这个城市的魅力便荡然。如果大家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时间短暂尚可,时间一长便会索然寡味。所以,“兼和”思想,不再是“求大同,存小异”,而是“求大异,存小同”,在众异中获得一种平衡。不再是“大同小异”,而是“大异小同”。因为“异”才是生物多样性的根本特征。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平衡才是关键,这个平衡不是静止状态,不是被动而为之。而是动态中的“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异”是客观的存在,自然界中的“异”所表现出来的生物多样性,其实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链,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人类,没有植物、动物、矿物等等,人类根本就无法下来。当人们明白了这个“兼和”思想,便会自觉地去尊重“异”、去尊重“不同”,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还会达到“己之所欲,亦勿施于人”的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智慧,基于“兼和”思想所产生的“己之所欲,亦勿施于人”的做法,则是我们的古代哲学家所未阐述的新思想。你不要以为你认为好的,别人也会认为好,你不要向外输出你认为的成功经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何必一样呢?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一样也不可能实现。当我们超越了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以“兼和”思想为新的思维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成为大家的共识,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用“张刘兼和学派”,来重构费孝通先生十六字,便会成为更具有逻辑推进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兼和”完整思想。以“天下兼和”易“天下大同”。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够干成的,的确是久久为功的长期事业,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使劲努力了,就能实现的,即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了,也很难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今天看,比较容易实现。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难得多,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全世界的事,这涉及到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又涉及到更多的民族和教,正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大家族“四世同堂”一样,“四世同堂”是不容易的,“四世同堂”这种家族制度的设计,到今天早已被证明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四世”都“同堂”这个“同”字上。中国文化是家国同构,“齐家、、平天下”是三部曲,只有“齐家”了,才能“”,才能更进一步去“平天下”。而如何“平天下”呢?只有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天下大同”思想,才能“平天下”。所以,这个“大同”思想,直接反映到中国的家庭中,便是“四世同堂”的“同”。

  “国家”一词的核心,是“家”。“家”是“国”的根基,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国”如同长江、黄河。“家”如同汇入长江、黄河的各个小河。而家中的人口,便是小河中的一滴一滴水。没有水,哪里有小河?没有小河?哪里有长江、黄河?小河没水了,长江、黄河一定会干!历史已证明“四世同堂”这个小河家庭制度,因“同”而分崩离析了,变成了今天常见的三口之家,每个小家庭都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不希望别人干预、,换一句话说,就是各有各的活法。

  正是由于“同”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2000多年,所以,人们总是为了实现这个“同”而不遗余力,所以,才出现了“求大同”的思想,大家想一想“大同”能“求”到吗?如果“大同”用“求”才能达到,那么本身就说明“大同”是“求之不易”的。

  为了这个“求之不易”的“大同”思想,人们采取了许多变通的办法,如“求同存异”,在这里“求同”是大目标,“存异”只是现阶段的一种,让“异”暂时存在,将来让“异”还是归到“同”上,所以才有“求大同,存小异”这个思想。在这个思想支配下,我们常常歧视异、打击异、防止异化现象发生,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总是抓辫子、打,以便统一思想。我们在这方面,自古以来所犯的错误,翻开史书,处处皆是。自1949年以来所犯的反错误、“”错误,更是近在眼前。

  “兼和”思想的价值在于尊重异、鼓励异,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而不是对“异”的打击,也不是“求大同,存小异”的取向,更不是“尚大同”。这种“兼赅众异”的胸怀,以及“得其平衡”的大目标,也与“和而不同”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和而不同”思想的基础是,是“求大同”、“求同存异”大思想之下的一种进步,可以讲是对“不同”的一种无奈、被动之下的平庸调和,基于中庸之道思想的“和而不同”,由于大的目标仍然是“尚大同”所以,“和而不同”仍然是一种对待“不同”的处理方法,由对立打击、进步到“求同存异”,再进步到“和而不同”上,其实有点在不了对方的无奈情况下,进行“和稀泥”的味道,内心深处还是想让“不同”变成“同”。“兼和”思想则是对“和而不同”思想的更进一步,是对“不同”的高度认同,是一种自觉,是一种。

  我在1996年拜访张岱年先生时,他告诉我:“再漂亮的花,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是这一种花,那将是一种恐惧。万紫千红,百花齐放才最好。”我1998年去拜访费孝通先生时,他告诉我十六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是超越了“和而不同”的。“和而不同”的“和”,对“不同”还达不到“赞美”的境界,更达不到“美美与共”。但是费老的思想中,最后还是落脚于“天下大同”上,如果“天下大同”了,哪里还有“各美其美”呢?孔子之前的哲学家史伯早就说了“同则不继”,哪里还有新的生机?所以,每一种花,都“各美其美”。每一种花,都赞美另外的花之美,即“美人之美”。所有的花,都万紫千红地,即“美美与共”,那才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如果百花都变成了“天下大同”一种花,万紫千红都变成了一种颜色,那就不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强调大家互相欣赏的“美美与共”,而不能成为“美美大同”,“共同体”强调的是“共”,而不是“同”。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探索人类命运的道是不同的,正因为不同,人类社会才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张岱年出生于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有军阀的割据,民族蒙耻,民生凋敝,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这时,年轻的张岱年以满腔爱国热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宏愿,并选择了他自己的救国道。1933年,他从师范大学毕业,应聘于大学哲学系。从此,他了从事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救国之道,并在大学、大学度过了70个春秋,他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重大业绩。

  继“五四”运动之后,在20世纪30、40年代,系统的辩证哲学和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哲学和文化纷纷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新时代的需要,必须更新、转型。这是历史提出的。

  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张岱年生活在一个非常罕见的哲学家族之中,他的哥哥是哲学家张申府,张申府比张岱年大16岁,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是总理的介绍人,他把英国哲学家罗素介绍到中国,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张岱年在大学期间,在张申府的下,阅读了大量辩证经典原著,其中包括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列宁《与经验论》等。他初登大学讲坛时,在开设《哲学概论》课程中,就特意加入辩证内容,并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辩证成为他哲学思想的基础。

  在张申府的之下,张岱年在大学期间,就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他对当时在中国流行的詹姆斯、杜威的实验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均不感兴趣,唯独赞赏穆尔、罗素的新实在论和石黎克维也纳学派中的逻辑解析法。

  在1933年之前,张岱年还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就对中、西哲学有了一个全面认识,在辩证、中国传统哲学、逻辑解析这三个方面下功夫最多。这为他以后所建立的“兼和”思想铺垫了三个基石。

  张申府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是好朋友,正是这个原因,1931年正在师范大学读书的22岁的张岱年,就认识了36岁的冯友兰,冯友兰对张岱年的评价是:“真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与张岱年同岁、冯友兰的堂妹冯让兰,1935年便与张岱年成了夫妻,张岱年成了冯友兰的妹夫。

  冯友兰的侄女冯仲芸,又与后来成为哲学家、教学家,并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成为夫妻。由此可见,张岱年的“兼和”思想的诞生,有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

  1935年,张岱年发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论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一条新。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融合为一”、“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这就是张岱年文化观的雏形——文化“综合创新”说。

  1936年,张岱年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为中国哲学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这是一个融合哲学之长的“综合创新”之。1937年他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定稿,1948年又完成《天人五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

  1987年,张岱年以满腔热忱投入20世纪最后一次文化热潮,并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发表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从文化观的雏形到文化观的正式提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推敲。两者在融合文化精华于一体的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而后者的综合在内容上更为广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目标更为明确。因此,一经提出就受到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或共鸣。

  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是将多个外来的哲学、文化与中国的哲学、文化相结合。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综合创新”的理论基础即是“兼和”。他在哲学上首创的“兼和”这个范畴,并不见于中国传统哲学,而是将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重和”思想和“两”、“一”学说相结合,用中国的形式、语言来表达,使之中国化。“兼和”既是符合客观的,又是中国的。“兼和”是张岱年哲学中的精髓。张岱年将外来哲学、文化中国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纪念张岱年诞辰100周年,2008年春节,从大年初二开始,我陪同刘鄂培教授先后拜访了任继愈、何兹全、王学珍、衷尔钜、李学勤、方克立、顾明远、黄济、胡显章、冯钟璞、汤一介、张尊超、张岂之、羊涤生、何兆武、欧阳中石等先生,刘教授又将文件托人送达住院的季羡林先生,97岁的季老在医院签字,积极推动纪念活动,该活动书在2008年6月23日由邢贲思先生签字后,由楚庄先生呈送中央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得到肯定和支持。

  通过这次纪念活动,使我更加明白“张刘兼和学派”的诞生,根本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必然出现的哲学现象,正是由于刘教授在1989年—1995年期间担任《张岱年文集》主编期间,对张岱年学术思想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他才能够在张岱年1948年所完成、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得以出版的《天人五论》中,找到张岱年哲学体系的根本大纲——“兼和”。 张岱年的一生成就,可以说是以“兼和”为纲,纲举目张。可以讲,没有刘鄂培的贡献,张岱年首创的“兼和”思想,不知还将尘封多长时间。

  刘鄂培1949年在大学哲学系读书时,他跟着老师冯友兰学习中国哲学史,直到1990年冯友兰去世。50年中,刘鄂培从未中断过与老师的往来。1985年冯友兰90大寿前夕,还让这位会刻印章的学生,为他篆刻了一枚闲章“敝帚自珍”。当刘鄂培将朱文、白文两方印章送给老师时,冯友兰在老年白内障困扰、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还为学生写下一幅书法作品:“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刘鄂培在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听张岱年开设的辩证和原著选读两门课,此后55年刘鄂培与老师往来密切,成为知己。在2007年到今年的10年中,我与刘鄂培老师的往来交流已不计其数,我多次问到当代中国哲学界,是否客观存在着一个“张刘学派”,这个学派是以“兼和”思想为核心,他每一次都明确给予了点头认可。刘鄂培教授的夫人竺士敏对我回忆说:“岱老去世前二年左右提出‘张刘学派’一事,刘鄂培回答说‘我不敢当,我是你的学生,这些思想主要从您那儿学来的。’这次谈话我在现场,是我和刘鄂培一起到岱老家拜访时所谈。”但是,当我每次交流到这个话题时,刘鄂培先生和夫人竺士敏都要加上一句下面这个意思的话:“这一点让历史去说吧。”

  2017年2月5日大年初七,我去拜访年已90岁的刘鄂培老师,并去取刚刚由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刘鄂培文集》,他在给我的赠书上,由夫人代她写下:“兼和思想,中国智慧,蒋晔先生。”由此可知,“张刘兼和学派”,是一个在当代中国、贡献出中国智慧的哲学学派。

  刘鄂培不仅完整总结、系统阐发了“兼和”思想,他还将这一思想推向当代全球最大的奥运会盛会。根据2006年11月3日中央局委员、市委、奥组委的批示所确定的“中国印”摩崖石刻工程,在2007年7月23日正式选址在密云县云蒙山云龙涧主峰,要求在2008年7月13日举行竣工剪彩仪式,因为这一天是申奥成功7周年纪念日,距奥运会开幕20余天,是开幕前向世界公布的最大事件。

  根据“中国印”摩崖石刻工程设计及施工进度要求,2007年年底以来,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密云县人民即着手撰写碑文《“中国印”摩崖石刻记》。为此,合作双方分别先后撰写了两稿,共计四稿,均未达成共识。2月19日上午,即春节过后不久,双方在密云开会决定,由时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我撰写第五稿,会议要求务必在两天之内交稿,奥组委。

  情况紧急,我夜以继日,将自己在2004年10月,代表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向国家文化部起草的《关于申请举办“国际汉字文化节”的报告》中,关于“中国印”摩崖石刻的创意萌芽,以及根据2005年7月14日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就5月16日的《关于“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举办汉字文化博览会的预案》所作重要批示,再加上近十余年来我通过采访几百位文化大家所形成的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思考,两天中一气呵成,形成初稿。然后由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著名作家、茅盾文学获得者、年高80岁的冯璞教授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印”摩崖石刻记》第五稿。

  在奥组委审定上述碑文之时,此时已81岁的刘鄂培先生,出于对奥运会的大力支持以及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用好几天的时间字斟句酌“中国印”摩崖石刻记,先后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将原文“惟道”改为“道合”。二是将“相得益彰”改为“兼和益彰”。并对碑文做出如下评语:

  “《颂》文气势磅礴,意境深远,而且读之琅琅上口,堪称佳作。全文言简意赅,仅164字,紧扣文化这一主题。了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阐发了中华文化之精髓所在,探索出中华民族历劫不衰之文化基因,展示出中华民族今日之新气质。尤其是在《颂》文的最后引用宋张载的四句话,并作今释,使全文达到。展示出中华民族追求的胸怀,以及对民生的关爱;显示出中华民族博采人类优秀文化之愿望,以及对世界和谐的愿景。”

  我对《颂文》的原文仅改动了三个字:一、‘惟道’改为‘道合’,以扣《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二、‘相得益彰’改为‘兼和益彰’,因考虑到张岱年师的‘兼和’思想,是古训‘厚德载物’一语在哲学上的提升。今求教于中石兄,并请斟酌。”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迅速将刘教授所提意见、以及欧阳中石先生所撰的“颂”文,一并奥组委文化活动部。2月底,奥组委下达奥组委文(2008)104号文件《关于〈中国印摩崖石刻记〉文稿的报告》,碑文由奥组委执行副刘敬民、王伟、蒋效愚予以签字正式确认。碑文刻在“中国印”摩崖石刻下方。2008年7月13日竣工仪式上,我国著名艺术家陈铎朗诵了这一碑文,该活动主办方还邀请音乐家为碑文“颂”部分谱曲,由青少年演唱,全世界最大的——美国NBC在直播奥运会开幕式之前,用半个小时介绍中华文明,其中的一幕便是美国用太空所拍摄的气势磅礴的“中国印”摩崖石刻及其碑文。许多都报道了这一盛事,还有不少书法家找我,书写这一碑文。

  我曾经这样告诉刘鄂培教授,如果用最精炼的词汇高度概括《“中国印”摩崖石刻记》的主导思想,我认为最好的词汇就是“兼和”二字。奥组委所确定的这个碑文,其实就是“兼和碑”,这是“张刘兼和学派”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兼和”思想将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将和奥林匹克一道,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今天,“兼和”一词已凝固成奥运会的碑文,刻于青山之巅,载入不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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